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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想具体回答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期间保持了对金融体系的高度干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抑制性金融政策没有阻碍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和金融保持相对稳定？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最近几年关于“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抱怨越来越多？

央视驻日本东京记者 何欣蕾：共同社在23日的傍晚也就是今天傍晚出了一个快讯，已经表明日本通讯公司已经重启向华为供货的内容，其中提到日本东芝公司23日也就是今天透露说由于之前全面暂停了向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技术出货的电子零部件，现在已经确认和美国禁令的设备并不抵触，所以已经重启了相应供货。

易纲谈到，在中国是审慎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任何量化宽松、零利率政策，现在主要央行都在收紧利率，开始推出扩张，也会进行缩表，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期待这样的政策发生，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中美的利率差异都是在舒适的差别内。短期而言，我们已经非常长时间关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也会继续审慎的货币政策。目前为止，我们的利率自由化是朝着市场主导的方向发展，价格变量越来越重要，目前有两条渠道，一个是基准利率，还有一个市场利率。最好的利率改革方式就是为了使两条利率轨道逐渐融合，更向市场利率融合，让这两条轨道更加审慎。

在赵某的住处，孟凯锋扑了个空。于是，他在门上留下了一张传票，通知赵某第二天来执行局谈话。这一天的结尾，似乎并不顺利。然而，第二天一早，执行局就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赵某主动来法院了，而且跟着孟凯锋一起去了康复中心看望老父亲！敬老院几次远赴东北都寻找未果，孟凯锋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让被执行人“主动投案”，秘诀何在？孟凯锋微微一笑，“赵某看到传票了，她是真害怕了……”

第二，中国的监管框架还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就是监管部门的双重责任，既要承担对行业的监管责任，同时也要承担行业的发展责任，而这两个责任之间有时候是会有矛盾的。如果一个监管机构的目标是把本行业做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风险因素。而做大本行业对于监管部门是由政治利益的，因此在两大责任之间，监管部门很容易出现重发展、轻监管的倾向。这个问题前几年在保险行业就曾经发生过。

不过，在业绩增长的同时，该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增长，从2014年末的1.06%一路攀升至2017年末的2.14%，仅三年时间就上涨超过1个百分点，2017年浦发是9家上市股份行中唯一一家不良率超过2%的银行。2018年末，该行不良率降至1.92%，不过仍然为9家股份行中最高的。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该行不良率进一步降至1.76%，在上市股份行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华夏银行的1.88%，不过浦发银行已经与其他同类银行不良率的水平大致相当，与中信、平安、民生等银行相差不超过0.1个百分点。